青石上的史书破解南通千年历史之谜

　　沧海卷走岁月，江山留下胜迹。然而，江海大地上又有多少地灵人杰、文化古迹被浪涛淹没，风沙埋葬?幸能躲过战火与乱世浩劫，且又侥幸避开城市化开发的步步围剿的古迹遗存，恐怕唯有寄望于深埋千年村落下的古墓碑刻了。本文述及的这合墓志铭碑，堪当其中万劫不复的难得幸存物。

　　一合古墓碑刻，揭示江海文化起源

　　1971年秋冬之交，南通县陈桥公社第九大队第九生产队(今陈桥街道河口村)开挖大寨河时，出土一合墓志。

　　该墓志铭碑由上盖下底两块石碑合并而成，个体呈正方形，碑志系青石雕刻，其材质坚硬，雕饰朴拙华美，碑文言简意赅，无论溯其年代之久远、墓主身份之显要，抑或序文述及历史事件之重大，均属南通史所罕见。然而，当时南通县并未当回事，一个电话便让南京博物院派人将墓碑拉走了。

　　在全民掀起反“封资修”的文革热浪中，有一位南通人对这一出土文物投以高度注关。他就是当年主持南通博物馆的穆煊书记。他获悉墓碑被南博拉走后，随即派人奔赴南京，对刚入藏南博的墓志铭碑进行摩拓。待到墓志拓片归来，方知失手的乃是南通千年历史的镇馆之宝。

　　让我们走近这部刻在青石上的“史书”——“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

　　该墓志铭碑的志盖拓片边长59厘米。墓志盖呈覆斗式，盏顶题“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9字，3行，行3字，阴文楷书，有方格界。四周纹饰为八卦图案、十二肖属动物图像和日月星辰方位图案及江海浪纹，四侧雕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

　　墓志盖题字规整挺拔、端庄润朗、骨秀神清，颇符墓志传主芳华淑德之容仪。

　　题字周边以四重纹饰环抱，构图精美，线条洗练，技法娴熟流畅，可谓神情兼备、意境深邃。墓志石拓片边长58厘米，志文30行，行37字，约1100字，阴文楷书，无方格界。

　　撰书人署义丰屯田都院判官朱延著。其书法刚健遒劲，运笔流畅，字体秀逸，繁而不乱。序文及墓铭不仅文笔优美，且刻工精湛，一气呵成，堪称唐末五代碑刻艺术珍品。

　　南通千年成陆历史，宋前无确凿史料可考。至今尚无唐代人文古迹的考古发现。留传最早的地下遗物，为1973年出土的越窑青瓷皮囊壶一只，经鉴定系晚唐至五代时期器物。

　　狼山北麓天祚岩

　　现存狼山北麓题名坡天祚3年(937年)姚存题名的摩岩石刻，被公认为南通最早的有文字的文物古迹。可惜这一“硕果仅存”的五代人文古迹，原文剥蚀不全，经专家考定补缺也只有区区26字，记载这位“东洲静海都镇谒使”赴西都(南京)朝觐返途于狼山摩岩勒石留念的史实。

　　至于姚氏其人其事，历代史籍与地方史志略有零星记录，但着墨极简略，对其统治和开发南通经济社会的具体史实也付诸阙如。这是南通城市肇始与城市化开发的千古谜障。

　　直至1971年《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出土问世，历史沉谜才被一朝揭晓。

　　从南通地域成陆史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观之，《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出土无疑成为南通现存最早、最重大的地方史料和考古文献发现，对于研究南通城市肇始其价值和意义重大。从地方文化艺术史的角度观之，南通第一部历史文献、第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美术作品、第一部书法艺术品、第一部石刻艺术品皆滥觞于斯，可谓开南通文化艺术之历史先河。

　　2016年12月，南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视察位于运盐河东畔的五代徐夫人墓遗址。

　　唐末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自公元907年唐终，至公元960年赵匡胤统一为宋，前后仅存50多年，史称为“五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动荡时期，版图破碎、战乱频仍、经济萧条、地方藩镇割据……存续短暂的五代时期，留存下来的人文古迹稀缺，碑刻墓志殊为鲜见。

　　但在文学艺术史上，五代却是一个多难兴邦的特殊阶段。词的兴盛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著名诗词大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书法艺术与绘画领域，藉大唐之遗风成就斐然可观，呈现光辉灿烂的景象。

　　五代碑刻艺术亦然。碑刻乃书画艺术与石雕工艺之集大成。只因立碑少，且难以保存千年至今，五代《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出土益显其无比珍贵。该墓志入藏南京博物院，被南博列为五代碑刻之遗珠瑰宝，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方墓志碑文，破解城市千年之谜

　　20世纪初，苏北盐场历史镜头。

　　如皋蟠溪是属南通境内最早见于史籍的煮盐处所。由汉至唐，其间700余年，如皋场因大海东移早已不复存。虽则唐代已置盐场并设盐官，然宋后的史籍关于通海地区煮盐处所的记载几乎阙如，无从考证。

　　《徐夫人墓志铭》的出土，见证南通地区确凿可考的最早盐场属唐末五代位于静海镇(今南通市及郊区)的永兴场。墓志志文中准确记载了古盐场永兴场的西北界境域，具体到盐场境内的村落店铺名称、新老河段位置等。

　　再据南通海域沙岛成陆的先后推断，永兴场当仁不让位列唐以后南通古盐场之首，其他各盐场均居其后。墓志序文中特别描述了永兴盐场煎盐和漕运的场景：“司煮海积盐，鹾峙山岳。”

　　2016年12月，南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视察河口运盐河畔永兴场遗址。

　　追溯历史，河口津渡与永兴场的因缘际会源自古运盐河的开凿。对此，《徐夫人墓志铭》提供了可靠依据。墓志这样详述徐夫人玄寝所在地的具体方位——

　　静海都镇管下永兴场王铎铺界新河北、永兴场运盐河东二百步。

　　这里正是徐夫人墓的发现地点，也即今日河口村地境的南北中心位置。这是南通历史上至今发现的最早、也是唯一准确记载胡逗洲西北境域与永兴场地理位置的极为珍稀的文献留存，其史料考古价值的历史真实性、权威性毋庸置疑。

　　它对于见证胡逗洲的成陆和南通城市肇起、永兴场盐业生产与新老运盐河的开凿贯通、以及南通早期城市地理境域具体位置与行政管辖范围等重大事件及其相关信息，具有无可取代的考古和文献佐证价值。

　　那位“久依姚门”负责秉笔撰写逝者墓志铭的都院判官朱某，通过上述短短26字的序文，为我们记录下来早期上官运盐河(老通扬运河)南北航道延伸开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

　　2016年12月，南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视察河口古运盐河历史遗迹。

　　唐末五代时期，永兴场运盐河已有新老运河之别。其交界点正当河口的三岔口：今刘陈河(志文称“永兴场运盐河”)与通扬运河交汇处。所谓“新河”，乃是相对老河，特指古上官运盐河自河口交界处往东南延伸至唐家闸的新浚通的新运盐河。

　　当时尚无“唐家闸”之谓，志文所界定的“王铎铺界新河北”，无疑即指流经唐家闸的新运盐河北端，这里属王铎铺地界，其北端正是永兴场的盐运口岸，因其控扼江河交汇的东西航道与南北枢纽，形似虎口，“河口”由此而得名。

　　港闸区西北境域的十八里河口。这里曾经是永兴盐场繁华的盐运口岸，也是通扬运河的水路枢纽。

　　新老运河交界处的河口，在958年通州建城后以其与州城相距18里水路的南北运河交汇要冲，而以“十八里河口”闻名四乡。志文中的“王铎铺界”四字提示我们，当时河口所处的永兴场西北境已具村落形态，有了闻名遐迩的商铺，盐民们在此聚居繁衍，加之运河口岸常川不息的商旅人流，十八里河口市嚣鼎沸的商业繁荣也就其来有自了。

　　可见，河口的历史成因源于1000多年前运盐河的开浚与贯通。至今河口村南境仍保留着一座古老桥名：新河桥。桥已物非，寒流依旧。新河桥之谓，印证了古运盐河与河口的历史渊源。

　　志文还记载姚氏政权上佐国家负有“专漕运，副上贡”的世之绩业。此聊聊6字，却足以勘正600年来《通州志》对地方盐运史的语焉不详，有力证实了通州至扬州府之间的古运盐河及其漕运历史，早于北宋嘉祐年间运盐河主航道全线疏浚贯通之前就已实际存在，并肩负南盐北输的重要使命和漕运功能。

　　随着大海东去、长江南移，曾处江海怀抱的永兴盐场，不得不卤灶东移南迁。唯独流经河口的运盐河航运不见萎缩，反而日趋兴旺繁忙。自通州建城后，古运盐河向东南沿海与州境西北不断开凿延伸，北宋时与从扬州连通的古运河在白蒲相接。

　　新贯通的运河航运，它由永兴场盐运口岸的河口向东南盐场蜿蜒延伸，绕匝通海十大盐场，负载白花花的运盐船队，再返回港闸境内的十八里河口，由此折西过白蒲，北上直驱扬州府。

　　永兴场的设置到南宋已不复存在。历史进入十四世纪中叶的明朝，港闸西北乡的经济已率先由前500年的盐业生产转型为后500年以农耕和棉纺织业为主的新兴经济生产。古永兴场运盐河畔的陈家桥一带广袤乡土，有幸成为南通史志记载中最早以棉产闻名的纺织之乡。

　　这与五代时期姚氏政权在此奉行“安民庶，务耕桑”的劝农政策以及奖励耕织不无先导关系。南通历史上地方经济的500年大变局，永兴场运盐河畔的港闸西北乡又走在了时代最前列。

　　关于徐夫人、姚氏家族及其最后归宿

　　2017年春，港闸区委宣传部领导赴宁拜会南京博物苑领导，洽商徐夫人墓志铭的文物复制。

　　南通宋前无史可考。狼山有五代杨吴天祚三年刻石，前人将此处称天祚岩。刻石纵80公分，横95公分，字径纵15公分，横16公分。历经千年风雨洗刷，原文已剥蚀不全，其中缺字据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考定，全文为：

　　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谒使姚存上西都朝觐迴到此。

　　对照《徐夫人墓志铭》序文可知，这位姚存就是统治南通东洲(即后来的通州海门)、静海(当时的胡逗洲)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姚氏家族首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年(937年)正值短命的吴国政权篡位，姚存是赶去西都(南京)朝觐新主子的返途中登山留此石刻的。当时姚存系舟登山的狼山，山脚还是一片长江水域，故此清代康熙《通州志 古迹》将该处称作“天祚岩五代时姚存艤舟处”。

　　那么，本墓志主徐夫人与这位首任地方执政官的姚存为何种关系?

　　逝者既为南唐静海指挥使兼都镇遏使姚公之妻，对姚公其人，墓志中但称“吴兴姚公”，讳称其名。这位姚徐氏的丈夫究竟是谁?墓志在记述姚氏家世中称，姚氏“先始祖于姑苏”, “其后枝分派引，从宦过江，佐唐、吴二朝，历官四世，镇东陲江海之奥府”。

　　另查康熙《通州志》卷十五“遗事”篇，谓“唐末吴姚存制据海陵东二洲，子庭珪始筑城。钱王镠(吴越国王钱镠)擒庭珪，吴又使庭珪犹子(即侄子)彦洪居之……”两相比照，这“历官四世”应从姚存算起，至姚彦洪为三世。墓志所记姚公，有五个儿子，三个已接班当官，其长子“知东洲镇事”，为姚氏政权四代世袭。

　　由此推测，这位姚公岂不非姚彦洪莫属了?

　　徐夫人逝于何年?墓志未书年代，但称“其年十月二十日终于静海都镇官舍”。料想是鉴于当时姚氏集团苟且一方的动荡时局，为应付南唐、吴越、后周之间的复杂关系，故意避免使用具体年号。

　　史载，姚氏统治集团割据海陵之东二沙洲于唐朝的最后一年“唐天佑四年”(907)，垮台于南唐保大十四年公元(956)，其间跨越唐末、吴国和南唐几乎整个五代时期。徐夫人死时，姚公父子已成为姚氏政权急剧更迭的第三、四代世袭。此际，割据半个世纪的姚氏军事集团正面临垮台前夜。

　　照此推断，徐夫人之死应在姚存西都朝觐的937年之后的南唐，但不迟于南唐保大十四年公元(956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姚氏家族的统治整个地垮掉了。“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所冠“唐”字，亦属“南唐”无疑。

　　据志文悉，徐夫人出生淮北东海郡(今连云港市海州)的豪门望族，“家缘上国，轩冕中朝”，祖上俱为中原大唐王朝的命官。夫人幼承庭训，淑德端庄，年15“及笄”之龄嫁于吴兴姚公，协助治理东、西两镇(东洲与静海)内外家事以及300人口大家族的管理，且负膝下五子、六女的育养操劳，致使38岁芳华未艾之龄因疾而辞世。

　　墓志铭叙述姚氏家族统治江海岛屿的历史，其时间起讫涵盖了南通建城前半个多世纪的五代时期。其时，胡逗洲刚从淤积中与北岸陆连，后又相继与东洲并接。而在西北境域的陈桥乡一带，早已是率先成陆的沉积平原。难怪乎一个掌控东洲、静海两大沙岛地域的地方最高长官，他的爱妻芳华夭逝，要风波滔滔选择这块皇天后土安葬。

　　诚如墓铭所云：“惊埋玉而地厚，将刻石兮天长。”我们的先祖们早在千年前就预示，静海都镇管辖的永兴场运盐河畔河口老岸，那是一块通海首选的风水宝地，在此安顿先灵是足以地厚天长、流传千古的。

　　对于徐夫人逝世后姚氏政权的终局，文献记载有两种说法：通州志谓“其后彦洪益受困，聚族自焚，以金宝投使院井中，风雨则有光烛天，咸谓宝气云”;《资治通鉴》则谓后周显德三年(956)“唐静海军制置使姚彦洪率兵民万人奔吴越。”后周，乃日益强盛的北方军事势力。周世宗柴荣在北伐取胜之后，于显德三年亲自率兵出征南唐，迫使姚氏家族弃土出奔江南之吴越;显德五年正月，后周军攻占静海;三月攻破东洲。

　　至此，静海通州均并入后周版图，并设通州府于静海，东洲改称海门，静海改称通州县。

　　往事越千年，独留青石付遗篇。河口村“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发掘出土，揭开了我们城市肇始之谜。五代乱世的强权觊觎，最终夺走了姚氏家族统治下耗费半个世纪创下的江海城市基业。